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在多起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适用并强化惩罚性赔偿，判赔金额屡创新高，引发行业高度关注。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实践中正成为一把“双刃剑”，在有力震慑侵权的同时，也对诉讼各方的举证能力与法律策略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司法新动向：最新案例回顾

最高法院近期改判的两起案件，将知识产权侵权的“惩罚性赔偿”推向了新的司法实践高度。

案例一：红外软著案[（2023）最高法知民终2573号判决书）]

本案一审判赔1500万元，最高人民法院二审适用惩罚性赔偿改判为5500万元以上。此案的核心在于，判决明确指出在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倍数时，除了需要考虑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等基本因素外，还应将侵权人逃避法律追责的可能性作为裁量因素，对于侵权手段隐蔽、侵权证明难度大、侵权行为被发现和查证的客观概率显著降低的情形，可适当提高惩罚性赔偿的倍数。这意味着，对于侵权手段隐蔽、取证难度高的行为，即使表面侵权规模不一定最大，法院也可能基于其规避制裁的恶意而提高惩罚倍数，以实现实质上的惩戒与威慑。

案例二：英福美公司软件著作权权属纠纷案【（2023）最高法知民终2586号】

本案一审法院以北京英福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对其主张的软件享有著作权，进而驳回英福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二审纠正举证责任分配，认为英福美公司提供的涉案软件代码、著作权登记证书、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作为其为著作权人的初步证据，另一方当事人如需推翻前述证据，则须提供相反证据，简单提出质疑的，不予支持。 最终改判支持英福美公司2250万元赔偿请求，另支持合理开支20万元。该案的重要意义在于对软件著作权权属证明标准作出明确指导。

二、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要件与司法实践

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适用，经历了一个从谨慎到积极的演进过程。根据最高法院发布的数据，2024年全国法院在知识产权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件数量显著增长，全年对恶意侵权的共460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同比增长44.2%（ 数据来源：https://ipc.court.gov.cn/zh-cn/news/view-4212.html ）。这一数据直观反映了惩罚性赔偿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的广泛适用趋势。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并非无限扩张，其有着严格的法定门槛。最高法院在《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中明确，适用惩罚性赔偿必须满足“故意侵权”和“情节严重”两大要件。最高法院通过多个案例不断细化这两个要件的判断标准。

在红外软著案中，最高法院特别强调，侵权手段的隐蔽性和侵权证明的难度也应作为“情节严重”的考量因素。美摄公司诉字节跳动代码侵权案中，最高法院认定字节跳动旗下抖音、剪映等8款产品侵犯美摄公司软件著作权，终审判赔约8266.8万元。达索系统软件侵权案中，被告在被行政机关查处后仍扩大侵权规模，被法院认定为“主观恶意十分明显”，同样适用了惩罚性赔偿。

除了软件著作权案件，惩罚性赔偿在其他类型知识产权案件中也得到充分适用。植物新品种权领域，最高法院在恒某种业与金某种业侵权案中，针对侵权产品涉及7个审定杂交品种、侵权时间长达5年、侵权生产面积高达8243.4亩的严重情节，判处惩罚性赔偿。最高法在新能源汽车底盘技术秘密侵权案中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判赔金额达6.4亿余元，创下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判赔数额新高。

三、企业软件著作权保护实务建议

面对惩罚性赔偿制度日趋严格适用的司法态势，企业在软件著作权保护领域须建立更具前瞻性与系统性的战略思维。这不仅是被动防御的必要之举，更是主动构建核心竞争壁垒的战略选择。一套行之有效的保护体系，应贯穿于软件资产的创造、管理、运营与维权的全生命周期。

在权利管理层面，企业应建立系统化的软件资产管理制度，规范保存从需求文档、设计草图、源代码版本记录到测试报告的全链条开发材料，并及时进行著作权登记，筑牢权利证明的基石。在风险防控与维权层面，则应提高侵权监测与证据固定能力，特别是针对云环境、内部网络等隐蔽侵权场景，需借助技术手段与公证程序进行有效取证。在诉讼策略上，当遭遇恶意侵权且证据充分时，企业可突破传统思维限制，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积极主张适用惩罚性赔偿，并突破法定赔偿上限。此外，在积极保护自身权利的同时，企业也必须杜绝成为侵权者，这既是法律要求，也是商业伦理和品牌声誉的底线。

 四、结语

随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将持续强化。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将更加精准和常态化，相关技术事实查明机制也将不断完善。对企业而言，这既是加强自身知识产权合规管理的“压力”，也是在遭遇侵权时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利器”。唯有提前布局，构建起权属清晰、管理规范、应对有力的知识产权内控体系，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与复杂的法律环境中行稳致远。